6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和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朝鲜战争70周年经验与启示视频研讨会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伦敦国王学院、卡迪夫大学的11位中国、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国际关系学家和历史学家参加了研讨。



       在开场环节，双方会议召集人对各位学者跨时区参会表示欢迎，并介绍了研讨的目标。美国耶鲁大学文安立教授表示，值此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之际，希望本次会议能以朝鲜战争为切入点，探讨这场战争在行为体动机、政策行动和决策过程等方面所带来的历史教训以及对当代中美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指出，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催生了在历史研究与当代国际事务研究之间的建立更紧密联系的迫切需求。作为突发事件，朝鲜战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乃至整个冷战的走向；而当前一系列突发事件和因素也在重塑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

       会议的第一部分围绕对朝鲜战争历史教训的整体反思展开，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副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从决策者角度对朝鲜战争带来的历史教益进行了阐述，并对美、苏、中三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进行了辩证回顾。他指出，二战后美国在远东地区安全承诺和防御范围的无节制扩张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背景。苏联核试验的成功与其常规武力的优势，加上中国革命胜利所引发的麦卡锡主义政治浪潮，使得美国深陷战略与意识形态恐慌的泥沼。关于绥靖主义和大萧条等二战起源的历史记忆以及对美国资源和潜能的过度信任使得杜鲁门倾向于选择实行激进的全球干涉主义政策，以此抵挡来自战略、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维度恐慌的压力并扩展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进而实现总统本人的政治抱负和战略企图。反观斯大林，其战略机会主义和野心导致他不仅对苏联在柏林危机和马歇尔计划中的失败经验视而不见，还萌生了用统一的朝鲜半岛取代中国东北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战略企图，并因此成为了朝鲜战争的最大输家。尽管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决策的反复无常或可为斯大林失败的战略冒进作出辩护，但斯大林本人缺少对于西方世界的认知却是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就一以贯之的。作为一位性格坚毅而精于布局的伟大战略家，毛泽东决定参加朝鲜战争，使得新中国同朝鲜建立起高度纠缠、难以管控且无法轻易放弃的同盟关系，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审视和战略考量。通过参战，毛泽东收获了斯大林最低限度的信任，为巩固新中国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保证。同时，中国的参战使得任何决策者从此都必须重视中国发出的威慑信号，因而树立起新中国的大国地位。朝鲜战争的历史为当前形势下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然而，鉴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历史教益对于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不应该被过度夸大。



       纽约大学陈兼教授从大国领袖吸取朝鲜战争教训的角度谈朝鲜战争的影响。他强调朝鲜战争巩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证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重要的合法性宣示。他分析了朝鲜战争期间各方决策者战略误判、美国战争初期对中国表态和行为的忽视以及中国拒绝1951年联合国调停的深层原因及其影响。朝鲜战争后，中美领导人都吸取了战略误判的教训。在朝鲜战争后中美视彼此为死敌，但彼此却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中美并未在越南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式”冲突；在金门炮战期间，中美也有意回避对方的举动。陈兼教授详细分析了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后的中美互动事例：中国通过美国亲密盟友英国传递信息，明确表达中国不愿参战，但若美国扩大战事，必将予以回应，美国同样也有意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因此，朝鲜战争后，即使中美之间敌意深重，互不承认，但仍然维持微妙的信任与理性。



       文安立教授提出，朝鲜战争给参战各方均带来严重后果：半岛的分裂局面遭到固化，中国负担加重，美国则承受了冷战军事化以及中国和朝鲜更加依赖苏联的战略后果。如果要从冷战初期汲取教训，首先需要了解决策者的动机。根据简单的意识形态决定论，美国参战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而中国为了解救朝鲜而导致战争升级；依照粹的现实主义的理解，美国旨在控制朝鲜半岛，而中国意在保卫边疆安全。上述两种观点都属于过于简单化且非历史的分析。为了化解当下的危机，中美两国需要增进对于彼此战略选择深层次动机的全面理解，不应该把目光局限在双方应对地区热点问题时采取某种策略的具体原因。另外，朝鲜战争也揭示了主权国家间结盟的利弊。一国可以通过结盟提升国际地位，但也有可能因为同盟关系被迫采取与自身现实利益相悖的政策。朝鲜半岛无核化是缓和半岛危机的重要方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对比当前以及1949年至1950年初的朝鲜半岛局势，不难发现二者均处在局势发生深刻变动前的“等待期”。在“等待期”内，朝鲜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影响局势变动方向的主动权。



       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从当代中美关系与政策研究的角度，就1950年朝鲜战争与当今中美关系之间的关联展开评论以及进一步提问。麦艾文指出，1950年中美之间的“错误知觉”导致了朝鲜战争的升级。在当前中美互动的表象下，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产生严重误判的可能是否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因素对七十年前和当下的中美关系的影响又有何异同？朝鲜战争期间欧洲问题和亚洲问题相互分离的态势现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北约军事联盟关系以及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塑造了两大区域之间安全问题的关联性。麦艾文同时强调，决策机制和军事力量的演变，也是比较七十年前和当今态势的重要切入点。人们应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思考朝鲜战争经验对当下的启示。麦艾文认为有关历史反思的讨论非常重要，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将历史经验与当下的政策实践有效结合。

       第二部分讨论聚焦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由伦敦国王学院霍华德战争史研究中心主任梅奥罗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认为，当前中美两国的关系与世界的未来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性，因此审慎成为突出的问题。美国决策者在朝战中表现出来的审慎与克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肯定。朝战的爆发与扩大伴随着对敌人意图的误判，美国也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美国军队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而当时的美国又在技术和武器方面存在优势，因此很有利于战争升级。这种倾向在麦克阿瑟或是杜鲁门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最终美国领导层遏制了为了赢得战争付出更大代价的冲动，降低在朝鲜半岛原本过高的军事目标。在国内，杜鲁门及其后历届政府都大体上遵循财政保守主义，不让冷战损害经济，这种保守可以认为是一项成就。无论是朝战还是当代，审慎意味着一种成本意识，克制为了政策目标付出高代价的冲动。



       卡迪夫大学拉钦科教授认为，理解朝鲜战争，应该首先理解斯大林的亚洲政策。斯大林亚洲政策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斯大林的亚洲政策灵活性高，在不同议题上存在多样化的政策选项。第二，斯大林亚洲政策的关键目标在于巩固苏联战后既得利益，并得到美国的认可。斯大林的这一目标由雅尔塔会议得以实现，因此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斯大林甚至愿意在军事上作出让步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利益，如促成国共和谈以维持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效性等。可见斯大林这一时期的政策目标就是巩固既得利益，避免美国对亚洲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在此基础上如何理解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相关苏联档案并不丰富，很可能是由于斯大林获得了关键的情报，认为美国不会对朝鲜半岛进行军事干预，由此斯大林才选择支持金日成。因此，对关键情报的获得与（错误）解读很可能是斯大林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以及促成朝鲜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赵明昊研究员认为，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四十年以来的最大变局，而朝鲜战争的历史记忆和历史遗产仍深刻塑造两国的战略规划。第一，中国对朝鲜战争的主流叙事为“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是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地位的象征，不畏美国强敌，体现了长期以来中国战略思想中“斗争”思维，这种斗争思维仍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第二，朝鲜战争期间中美存在战略误判的情况，两国无法弄清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政策信号的传递在很多时候并不起效。这种误判也存在于当今的中美关系之中。现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敌人”，特朗普政府也在全方位推动对华战略竞争，有些做法甚至具有“对抗”意味。美国的言行会影响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第三，根据中国冷战史学者的研究，在朝鲜战争前后，中国领导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发生过重要变化。这一历史经验表明，美国不应低估中国的战略意志，若美国在南海或台湾等问题上挑起冲突，中国有决心和能力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

       会议的第三部分以朝鲜战争对军备竞赛和军事转型的影响为主题，由文安立教授主持。



       梅奥罗从二十世纪大国军备竞争的角度对朝鲜战争进行剖析。他指出，朝鲜战争增加了冷战的烈度并促成了冷战军备竞赛。但相比一战前的欧洲军备竞赛和1938年慕尼黑危机后的军备竞赛，朝鲜战争并没有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朝鲜战争结束了战后初期大国的大规模军备裁减并引发了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决策者虽然一直试图将战争控制在朝鲜半岛，但却最终决定将冷战引向军事化，具体措施包括巨幅增加军费，加强尖端武器研发，提升军队战备状态，将原本政治性联盟的北约转型为军事联盟，甚至考虑使用原子弹。同期苏联也增加了对核武器，导弹，空中力量，部分水面舰艇和潜艇的研发投入。两国的军工复合体都在朝鲜战争时得到了加强。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因此而爆发，主要因为美苏双方都认为军备竞赛并未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这正是此次军备竞赛及与前两次军备竞赛的最主要区别。



       李晨副教授认为，朝鲜战争对于冷战的军事进程带来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使主要参战国家的决策者和武装力量转变四十年代的总体战观念，以适应朝鲜战争这场特殊的局部战争。尤其是美国在被中国赶出三八线以北后，作出既不升级和扩大战争也不从朝鲜半岛撤退的选择，跳出其传统战争和战略观念。二是朝鲜战争催生了多样化的冷战军事同盟体系。一种是美国东亚双边军事同盟中，盟友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而美国又要进行同盟管理控制成本和规避风险。另一种是因为朝鲜战争而嵌入完整军事架构，并重整军备的北约，但北约的军事架构和军事力量也很难达到其预期目标。第三种是朝鲜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中苏同盟的特点，即在远东方向，双方有战略层面的协同，但在操作层面，中国军队只需要苏联给予技术和一定程度的物力支持。三是朝鲜战争折射出军事动员和军事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在朝鲜战争后都意识到了冷战背景下，军事力量建设发展的路径和总体战背景下的发展路径存在区别。为了应对朝鲜战争的需求，中国向苏联大量购买武器装备，使地面部队主战装备水平达到了二战水准，空军歼击机甚至达到战后初期水平。但朝鲜战争巨大的投入和代价，也制约了中国军队在战后批量购买新型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加强调技术引进和消化。美苏军备竞赛升级，技术研发和装备更新换代加快，导致二战和战后初期的武器装备迅速落伍，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路径面临巨大压力。



       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傅泰林教授对本节发言进行评论。他认为，在军备竞赛方面，未来常规竞赛与核竞赛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两者之间的平衡将影响中美的军事战略和亚太安全的演进。围绕朝鲜战争对冷战时期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影响，也可用反事实推理的方式进一步讨论，例如，在和平条件下，面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动力如何保持，路径又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