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国际秩序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和转型，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日趋明朗，中日韩三国作为东北亚区域的重要经济体，如何在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等领域，推动三边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和健康发展，至为关键。天津外国语大学诚邀多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发表真知灼见，为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学者的智慧和力量。

       文明互鉴•文明互译 | “后疫情时代中日韩三边合作面临的机遇及挑战”学术研讨会专家观点

       廉德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教授

       廉教授主要从权力转移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的中日关系以及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展望。廉教授指出，由于中日韩三国比较成功地抗击了疫情，东北亚是最早进入后疫情时代地区。他提出，谈论中日关系不能忽视美国因素，日美同盟和中美竞争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廉教授主要从权力转移的角度论述了当前的中日关系。他认为军事、科技、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的实力变化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客观因素。当前美国正通过弱化中国的整体实力、强化同盟关系、利用中国周边因素的方式抑制权力向中国的转移。中日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中最重要的一组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面临着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障碍。廉教授提出，我国对日本的政策要有定力，不能盲目的乐观，因日本缺乏自主外交的选择，也不能盲目的悲观，日美同盟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矛盾，日本正在努力争取自主外交权。中日关系能够达到“小康”水平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因此我们需要从国家战略的角度、从权力转移的角度定位中日关系。

姜龙范，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

       姜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韩两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使两国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安保问题仍然是影响中韩关系发展的一个短板。在姜教授看来美国因素是中韩关系发展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美国利用美韩同盟关系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和路基中程导弹严重威胁了我国安全；美国通过拉拢韩国扩大G7的手段构筑“对华包围圈”；美国通过建立“经济繁荣网络”意图达到全球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中韩关系的改善还有赖于韩国纠正对华错误认识。最后姜教授提出：“后疫情时代”中韩应更加夯实政治互信，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加速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在涉及朝鲜半岛的一些重大政治议题上寻求突破。并应坚持朝鲜半岛“南北并重”的原则、坚定支持文在寅政府对朝“新阳光政策”和充分认识韩美同盟的不对称性。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胡教授基于后疫情时代东北亚局势的发展提出一个基本判断，他认为当前的东北亚地区表现出两种趋势：其一是东北亚经济合作出现加快趋势，其二是东北亚安全局势渐趋紧张。在经济合作方面，疫情使得中日韩等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增强。胡教授认为，公共卫生和康养领域的合作是两个新生的区域经济合作维度。在安全方面，美国仍然是影响中日韩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胡教授认为海洋领域的合作、朝核问题和合作机制建设是当前强化中日韩合作的重要方向。在展望东北亚安全格局时，胡教授提出各方应该提高安全互信程度，加强危机管控，并将危机管控措施做实做细；应该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还应该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黄教授认为，后疫情时代不仅需要从政府层面研究中日韩关系，而且需要了解民意对三方关系的影响。疫情爆发以来，中日韩三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对于日本的援助给予了积极的报道，而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报道较少，在舆情上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有所提升，而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依然很低；日韩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没有因疫情有所改善；中韩民众的彼此好感度略好一些。黄教授指出，历史因素、领土争端问题、深层次的矛盾和美国因素是影响国民感情的主要因素。黄教授从中国崛起与日韩两国的反应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形成深层次矛盾的问题，他指出：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采取了制衡为主、对冲为辅的策略，韩国则采取了对冲的策略。黄教授指出，从疫情的角度来看，中日韩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上升，三国应抓住机遇推进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但他特别强调了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对中日韩关系的影响。黄教授最后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欲使中日韩关系行稳致远，除了要增进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更要夯实民心基础。